1949年最后一批船撤往台湾的时候，父亲拉着我和母亲往码头上跑。那天晚上到处都是人，大家都很慌张，听得见很远的地方传来枪声。
刚到德胜路的时候，母亲就跑不动了。她把值钱的东西全部给父亲，让父亲背着我先跑。我趴在父亲的背上，不停问他：“妈妈会追上来吧，妈妈会追上我们吧？”父亲直喘气，一直跑到码头，都没有回答我。
父亲到处问在哪儿上船，有个女人蹲在地上哭，说只有当兵的才能上船。父亲就发疯一样往前挤，我一边哭一边帮父亲扯旁边人的头发，竟然就这样挤到了最前面。眼看两个当兵的就要把梯子收起来了，父亲一把抓住梯子。
父亲一只手牵着我，一只手抓着梯子。他求当兵的带我走，说把钱全部给他们，自己可以不上船。我吓坏了，扭头去看母亲有没有追来，再一回头，就看到一个当兵的倒转手上的枪，用枪托一下子砸在了父亲的脸上。
父亲的手瞬间就变软了。一个浪打过来，船往码头外一晃，多出一个缝，父亲就掉下去了，只剩手还抓在梯子上。又一个浪打过来，父亲就不见了。
一个月后，有人在收容所跟我说，母亲是被踩死的。
每次看到打捞沉船的新闻，我都害怕打扰了父亲休息。我想，他一定会在某个沉睡千年的船上写一封信，托海里的鱼群带给我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收到。